经由陈冲的回望，祖辈与母亲的故事、平江路老房子的岁月，“小花”摄制组大篷车的日子，独自踏上异国留学之旅，每一部电影不为人知的幕后，生命中的爱与痛楚、挣扎跃然纸上。

　　陈冲写家族故事，是独特的上海叙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小花》到《末代皇帝》《意》《太阳照常升起》等等的银幕前后，是电影艺术家的传记；从上海童年到异国打拼，一段段人生旅程，是女性兼具与柔情的私语。

　　朋友发来三张照片，不知是谁的公寓，我一下没懂他的意思。紧接着他发信问，据说这是你以前的家，是吗？我放大了照片仔细看，什么也认不出来。正要给他回信说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后景的钢窗框，眼前浮现出一个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发呆。春夏秋冬，没人知道她在等待什么，胡思乱想什么—那一个个漫长的午后……

　　天色渐渐暗下来，妹妹的视线穿过一片草坪，父亲的脚踏车出现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边上的水泥路踏过来。妹妹能看到他车把手上挂着的网兜里，有个牛皮纸包。一会儿，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然后，父亲就头顶着那个牛皮纸包走进门来。父亲是华山医院放射科的医生，有些病人康复后会送礼物给他，有时候是一块咸肉或火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或一团毛线，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会把它们顶在头上亮相。妹妹喜欢看到他这样喜悦和自豪的样子。

　　父亲似乎不怎么管她，也很少跟她说话。有点像《动物世界》里那样，幼崽的爸爸把食物叼回窝里，再教会它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父亲带她游泳。上海医学院的游泳池五分钱一个人，每场一小时。那时候的游泳衣好像只有大红和海军蓝两种颜色，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纱。妹妹跟两个小朋友一起，互相系紧背后的带子。她穿着崭新的大红色泳衣从室出来，父亲在不远处等着。妹妹抬头望见他，阳光晃到她的眼睛里。父亲抱起她，把她放进深水，由她挣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拼命伸长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浅水嬉耍，然后就沉了下去。不知过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觉，一只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颈的带子，像老虎叼虎崽那样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过来，她知道，在紧要关头父亲会保护她的。一小时后，游泳池的铃声响起，她已经学会了踩水，以后不会淹死了。

　　偶尔父亲也会带她玩耍，他们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里划船、拍照。荷叶、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系在一棵柳树干上，柳枝垂落到水里，跟倒影连成一片。这种时候，妹妹总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头顶右面扎一个翘辫子。她没有母亲那种天然的优雅，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记得一位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愿意在她身上花胶片钱的。他会跟她说，站站直，或者坐挺一点。拍完后，父亲就带她到放射科去冲洗底片，影像在显影剂中慢慢浮现出来，神奇而美妙。一个不可重复的下午，一片已经逝去的云彩，在那一刻定格，成为永远，就像琥珀里的昆虫。

　　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弄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事后她就病倒了，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她被一种尖锐的疼痛感刺醒，母亲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打完的玻璃针筒，左手抚摸她发烫的前额。妹妹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放着一块黏糊糊的酱芒果，那是她最喜欢吃的零嘴，一小块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阵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谅了，她生病的时候是母亲最温柔的时候……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后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走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择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房子里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乐鱼体育，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现在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片。也许是那时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摄影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从晒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后墙,墙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再往远处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路灯照不进树林，它便成了无处可躲的恋人们亲热的地方。夜晚我们有时会看到工宣队员打着手电筒，在林子里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里抓“搞腐化”的人。被电筒照到的男女会逃，会哭，会求饶。记得有一天下午，一对男女慌张地钻进树林，贴着后墙激动地扭抱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就用铅桶装了一桶水浇下去，看到他们尖叫着逃跑，我们快乐得不得了。

　　在我们和邻居的晒台之间，有一堵一尺厚的高墙，每年国庆节的夜晚，我们就踩上阁楼用的木梯，爬到墙上看烟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她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她的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总是带着一丝感伤。

　　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淋浴，一边哼歌。她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圆润。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会让你日后魂牵梦绕？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来，在晒台上洗澡的时候，母亲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快乐，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个年代所不可思议的自由。我也是快乐的，苍穹下我隐约感到这是一种特权，母亲的肢体、歌声，还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跟母亲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会陪父母去游泳池。母亲佝偻着腰，松懈的肌肤好像被雨淋湿的旧衣服，她看着室里自己的衣服，认真考虑穿每一件的先后次序，然后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亲，心情犹如一首挽歌。

　　我把朋友发来的照片给她看，问她认不认识。她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了一眼说，不是的。我说，人家装修成这样了，光二楼租金就两万块一个月。她说，那里死人比活人多，还到处都需要修，有什么好。想了想她又说，不过那里有我最开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难过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十二岁的母亲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这栋房子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时候她还不能预见生活将给她的磨难和这栋房子里将会发生的变故。

　　母亲回忆起老房子的时候说“我们9号”，难道她连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吗？很小的时候—那几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记忆—母亲教我背诵“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在那些动荡的岁月，这句话让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谁，我有归属。母亲得健忘症好几年了，不管她说什么我从来不纠正她，可这次我忍不住提醒她我们家是10号，不是9号。没想到她记得很清楚，耐心跟我解释道，10号是后来的事，本来颜福庆为上海医学院十位海外回来的教授，盖了十栋楼，抗战结束我们从重庆搬回来，住9号乐鱼体育。很多年后加盖了一栋小房子，成了新的1号，我们就由9号变成10号了。那时候，阁楼都是通的，几栋房子里的小孩，就跟老鼠一样从一家钻到另一家，很开心的。

　　母亲慢悠悠地回忆起当年住在那里的每一户人家：1号是肺科吴绍青；2号是生理朱壬葆；3号是生理徐丰彦；4号是病理谷镜汧—“”期间他了；5号是生化林国豪；6号是内科林兆耆；7号是五官科王鹏万—我家小猫喉咙里卡了鱼刺就是王医生戴了额镜用钳子夹出来的，王太太是我的钢琴老师；8号是胸外科黄家驷，我得肺结核就是黄医生为我动的手术；我们家住9号；10号是沈克非一家，跟我们特别要好，沈教授从美国带回来一辆汽车，礼拜天开车跟儿子女儿去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做礼拜，他夫人不大去，他就把我带上。那时候不搞运动，邻居间关系很亲密，每天晚饭前大家出来在草坪上小聚，散步聊天……

　　讲到那片草坪，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儿时的自己，在草坪上跳绳、踢毽子、打球、捉迷藏、打架。到了傍晚，各家大人在窗口大声呼唤自家的小孩吃晚饭，孩子们好像退潮那样跑回家，草坪上瞬间空空如也，只剩下被孩子们踩扁、碾碎了的青草，在夕阳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记得政府提倡绿化那年，草坪上便种满了树。一过了黄梅天，所有树干都系上绳子挂满了棉被。日落时，人们捧着晒了一天的被子，把脸埋在里面闻太阳的味道。如果幸福有一种气味的话，梅雨季后第一天阳光照射过的棉被的味道，也许就很接近了。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乐鱼官方app下载最新版弄堂里开始备战备荒，每家每户出人出力，在草坪上绕开了树、弯弯曲曲挖了一条壕沟。可惜挖了才一米多深就见水了，壕沟变成了我们打水仗的地方。为了预防脑膜炎的泛滥，街道领导便定期在壕沟里喷滴滴涕灭蚊子。后来，大家被召集起来垒砖，把挖出来的泥揉成面团的样子，放到木头的模子里做成砖的形状，在太阳下晒干，再搬上一辆卡车。听说是运到附近的火窑去烧，烧好了用来造肇嘉浜路下面的防空洞。

　　我问母亲，还记得170弄草坪上挖壕沟备战的事情吗？她说，记得啊，那时大批部队集中到上海，弄堂里进驻了很多士兵。我意识到，她的失忆症让她把我的少年时代和她自己的少年时代混淆了。

　　母亲接着说，夜里，排长和连长们睡在各户底层的一间屋内，士兵们都挤在房子南门外的廊庭上。白天，他们就在大草坪上操练，我和妹妹常去看，那些兵都是刚抽来的壮丁，完全是没受过训练的农民，连立正的姿势都摆不正，一声“向右看齐”脑袋就乱晃，喊到“向右转”“向左转”时更乱了套，排长就拿大刀拍打他们穿着棉裤的。他们只被允许在我家后门外的一个水池用水，楼下厨房边的一个小马桶间让他们用，听说有一个小兵在抽水马桶处淘米，水一冲米都没了。每当开饭时母亲就看到两个士兵抬来一口大铁锅，放在草坪上，掌勺的给排队的士兵们舀两勺稀里光当的汤菜和米，十分可怜。我们楼下住了一个排长，他有工资，可以上街买饭吃。这个排长带着一条大狗，吃睡都在一起，那狗已随军多年，名叫查理。士兵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要开拔赴前线，临走前排长就把查理给我们留下。他说，它就不要跟我们去当炮灰了，让它给你们看大门吧。待部队开走后，大院子里空空荡荡的，查理守着那间屋等排长归来，谁知左等右等不见回来，晚上它就跑到大草坪中央对天哀鸣，那声调十分凄惨。我们怎么呼唤它，它都不理，天天如此。安妈妈（我姥姥）说，我们要防的就是那些退下来的残兵败将，而它偏偏跟所有穿黄军服的人亲，看门是不管用了，养又养不了，还天天哭嚎。说完就把它送到上医动物房去了，到了那里就凶多吉少了。

　　母亲不记得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但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却记忆犹新。她轻轻唱起一首英语歌，像一个被自己头脑驱逐出境的人，悄悄潜回了那曾经熟悉温馨的河畔。

　　母亲居然唱得一字不落，充满着永恒的渴望。唱完后她害羞地说，那时候才那么小，就唱这种“歌曲”。接着母亲聊起儿时的两个玩伴安妮和弗兰克，这支歌是在他们家听唱片学的，那是他们最爱的歌手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唱的。安妮和弗兰克的妈妈是美国人，他们后来回了美国。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对2号（原1号）里的外国老太太很好奇，我几乎从来没看见过她，因为她白天不出门。有时晚饭后，她会跟丈夫到院子里散一下步，手总是挽着男人的胳臂。备战备荒那阵，里弄里经常有防空演习。有一次演习我们几家人挤在不知谁的一间房里，那是我第一次在光线下看见她的脸。窗帘关着，当时的染料腐蚀性强，窗帘布上的黄花变成一个个小洞，阳光一束一束从洞眼里钻进来。她坐在那家的床沿上，苍白的皮肤好像是透明的，深凹的眼眶里眼珠是灰色的，高耸的鼻梁像是一把尖利的武器。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她。屋里的几个孩子开始互相推来推去，一个压低嗓门说她来抓你了，一个尖叫，一个大笑。她默默地承受着，身旁的丈夫也不作声。

　　她怎么会在这个跟她格格不入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辈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美国女孩嫁给中国人是骇人听闻的事吧。她是跟家庭决裂了才跟着一位英俊的中国医生远渡重洋来到我们中间吗？什么样的才能给人这样决绝的勇气？在那些无比艰难的岁月里，她后悔过吗？我想象，她一定也跟我一样，无数次在梦里回到她大洋彼岸的祖屋，徘徊在她童年的树林……

　　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背井离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像是被孤身放逐到月球上，回程遥遥无期。那年，我的信仰死亡了，爱情也死亡了。绝望的时刻，总是记忆中母亲的声音融化我内心的冰川：“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

　　这句话提醒我生命的归属和牵挂，责任与使命，它把我带回梦乡里的房子—篱笆上紫色的喇叭花，花园里瘦瘦的枇杷树，窗沿上种的青葱的红瓦盆，和瓦盆边熟睡的三花猫，晒台高墙上骑着的男孩女孩，还有他们仰头看烟花的脸、眼睛里的光彩……

　　朋友发照片来的时候问，要不要哪天带你回那里怀？我说不用去了。人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岁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回不到母亲的腹中。在几十年流浪的日子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再也没见过一栋如它的黑瓦白墙房子。

　　原标题：《陈冲自传性散文作品《猫鱼》推出：为文学上海补录一些生命灵感与生活奇迹丨夜读·倾听》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